淮安历代遗留了众多名胜古迹,因此明清时期淮安地区的府志、州志、县志、镇志乃至山水志中均有《古迹》专卷,以记述前代留存的人文古迹。
清光绪《淮安府志》卷三十七《古迹》中,罗列了淮安府下辖六县几类有代表性的古迹。
一是古城。卷中记载:“射阳故城,在县东南,宝应县东北。山阳故城,在治南。柘唐城,在治西南四十里。”
二是名山。卷中记载:“钵池山,在治西北十五里。唐杜光庭《洞天福地记》以为七十二福地之一。金牛冈,在治西北十二里。”
三是名水。卷中记载:“洪泽湖,古名为阜陵湖,在淮城西四十里。湖阔二十里,长四十里,中多陵阜。冬涸时,深浅不一,与淮河隔一岸。水发时,淮常注湖,黄合淮亦注湖,三势相合,驾风而恣,东冲琅琊,西逾龟山、浸桃源,北汇清江,南刷衡阳,周回四百里,茫然无际。此明中叶以前如此,自黄流灌湖,形势较前殊异矣。山阳湾在城西北。自相家湾至柳浦湾,皆其故地。山阳池即山阳津,后名西湖,在旧望云门外。今西湖嘴对岸。萧家湖在城北里许。运河东岸,一名珠湖。”
四是各种古建筑,这一类比较庞杂,包括各种仓署、闸坝、亭榭、楼台、寺观等。卷中记载:“转搬仓在北神堰。今新城北水关,通古山阳渎。韩侯钓台在城西北。原迹在清河,此后人移建。杜康台、刘伶台,并出附会,已见唐人诗。镇淮楼,在州桥西路北,见《城池》。文通寺塔,城西北隅,详见《杂记》。”
五是古墓,这也是古迹中的大宗。卷中记载的唐宋以前的古墓真假难辨,关于明清时期的墓葬记载简略而有价值。卷中记载:“叶淇墓,在移风闸西。杨理墓,在钵池山。沈坤墓,在金牛墩。潘埙墓,在平河桥。”
六是碑刻书帖。清光绪《淮安府志》卷三十七《古迹》中关于碑刻书帖的记载甚为简略,这是因为前代《淮安府志》和《山阳县志》《清河县志》等对其多有记述。卷中列举的名帖有《米南宫帖》《元章为涟水令时与贺方回、王彦周诸公往来诗帖》等,列举出来的碑刻有“汉东海恭王庙碑”“龙兴寺碑”“娑罗树碑”“唐题名石柱”等。
七是可移动文物。卷中记载:“金天德大钟,在北门城楼。”卷中还列举了一些前代古砖等物。
淮安旧志对古迹多有重视,即便镇志、山水志亦如此。如民国张煦侯的《王家营志》卷五《古迹》中,比较完整地保存了原立于王家营黄河渡口等处的“严禁滥封车骡碑”“革除拉差贴费碑”“永禁行店抬价居奇碑”等11通碑的碑文,为研究交通史、政治制度史、社会文化史提供了重要资料。此外,卷中还记载了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琉球国使臣郑文英的墓碑相关情况:“琉球通事郑文英墓在彤华宫后,有碑,旧题‘琉球国朝京都通事郑公文英之墓’。旁书‘乾隆癸丑十一月十四日卒’。《县志》曰:‘文英奉使入贡,道卒葬此。’邑人蒋堦《甦余日记》中记载:‘琉球贡使约数十人,正使耳目官一名,都通官则文英,固正使也。’《东华录》中记载:‘乾隆五十八年癸丑,是岁,朝鲜、琉球诸国来贡。’碑上半缺。”卷中的记载为研究淮安古代中外交流史提供了重要资料。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山川形胜和历史人文的变迁,各种旧方志中的记载并不统一。如对于汴河入淮河口的龟山,清光绪《盱眙县志稿》卷二《山川》和卷十一《古迹》中将其记载为下龟山,而将盱眙县城第一山南侧的山记载为上龟山。卷中记载:“上龟山寺,治西,宋天禧二年建。元末兵废,明初重建,有铁铸罗汉一百五十尊。明正统年间建正殿。米芾的碑刻《龟山寺晚钟》为都梁十景之一。下龟山寺,治西,宋天禧二年建。《舆地纪胜》中记载龟山寺中有五百铁罗汉。南宋建炎年间,兀术犯淮,将焚其寺。一僧祈哀求免,兀术怒,击其首,血流满面。僧走,遂至罗汉洞,而一罗汉血流未止,寺得存。”
由此可见,关于上龟山寺的记载基本来自于下龟山和龟山寺的相关史料。龟山(下龟山)和龟山寺的史料来源于《舆地纪胜》中关于淮南东道盱眙军龟山的记载。清光绪《盱眙县志稿》又将米芾的碑刻《龟山寺晚钟》列为盱城上龟山的景点,将龟山这处淮上名胜的历史面貌彻底搞乱了。
其实,历朝历代都重视文化建设,清光绪《淮安府志》卷三《城池》中记载了淮安府城内众多名人的祠庙和遗迹,不仅包括韩侯祠、漂母祠、胯下桥、韩侯钓台这些耳熟能详的祠庙和遗迹,还包括纪念楚元王的楚元王庙、纪念胡瑗的胡安定祠、纪念陆秀夫的陆丞相祠、纪念韩世忠的旌武庙以及纪念众多明清时期官员的祠庙,如今大多已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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