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江浦铜元局大门

传统的历史叙事中，多喜欢把1911年的武昌起义，视为是清朝灭亡的主要原因。实际上，在这之前，大清已经千疮百孔。

今年10月10日是辛亥革命110周年纪念日，笔者此篇淮安清江浦设立铜元局的始末，也算是对有关大清灭亡原因及辛亥革命肇因的初步探讨。

冠以“清江”或“淮”字

光绪三十年三月（1904年5月），漕运总督陆元鼎以“江北清淮一带制钱缺乏，银价日减官民交困”为由，奏请在清江浦仁义洼运河北岸购地设局制造铜元。获准后，所成立的是中国唯一以地方而非以省或行政区为名的造币厂。

铜元是清末主要流通货币之一。1900—1911年，先后有广东、福建、江苏、安徽、湖南、湖北、直隶、江西、浙江等省及户部设立铜元局铸造铜元。铜元余利指铜元局赚取的造币利润，即铜元局销售铜元的收入与成本之差额。由于各铜元局造币利润率高、造币数量大，所得余利数量较大，并成为清末一项较为重要的财政收入。

清江浦铜元局占地40余亩。机器设备经上海洋行从外国购买，其设备和生产规模，在全国当属大型。光绪三十一年初铸“光绪元宝”样币，光绪三十二年七月，清江铜元局停铸，从开铸至停铸，历时仅一年零七个月。但在这短短的一年多的时间内，共铸造了十文铜元7亿4000余枚，平均每月产额是4353万枚有余，以每年工作300天计算，则日产量是174万枚左右。其规模之大，铸额之多，在当时的铜元局中名列前茅。

清末，在江苏省有三地六家造币厂，分别是淮安清江浦一个厂、南京江宁三个厂、苏州二个厂，合计6个造币厂。当时各铜元局铸造光绪元宝或是大清铜币，均加铸省名一字，如苏、鄂、川等，唯独清江铜元局不用省名，冠以“清江”或“淮”字，这在近代铜元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

“花红”总数多达125万两

光绪初年，各省钱局采用传统的翻砂法或机制法铸造制钱。但翻砂法铸钱利润率较低，有些钱局还亏本。铜元的发行扭转了这一局面，造币开始出现盈余。

据王显国等研究，清末十余年间，多数铜元局造币利润率较高，但不同时期、不同铜元局间利润率的差异较大。如，1905年（光绪三十年），江苏铜元局“每铸铜元一枚需成本制钱六文三四毫之谱。是年七月，江督奏，江宁银元局开铸当十铜元，每枚需成本制钱六文之谱”，铜元利润率约是40%。

清末铜元局造币利润高、余利多，为清政府开辟一个新的财源。于是，各省纷纷购机建厂，并不断扩大生产规模，以期获得更多铜元余利。

虽然铜元的铸造时间不长，但由于铜元数量较大，铜元余利总额较大。据钦差考查铜币大臣陈璧奏折，1900—1906年（光绪二十六年至三十二年），江苏、安徽、山东、江西、浙江、湖南、湖北、河南、广东、福建及直隶等省19个造币分厂（局）所得铜元余利总额折合库平银约2254万余两，是清末新增的一项财政收入。江苏、湖北省铜元余利与本省财政收入之比较高，尤其是福建省约为六分之一。

清末铜元余利主要用于政府财政支出及“花红”，其中以前者为主，约占铜元余利总额的90%。铜元余利在政府财政支出中主要用于练兵及新政经费。

“花红”是铜元余利支出的一大特色。所谓“花红”，就是从铜元余利中提取的、作为“奖励员司之用”的奖金。各省“花红”占铜元余利总额比例不同。“花红”比例最大的是福建省，初期为20%。以铜元余利的5%计，清末10余年间“花红”总数多达125万两。

此外，清末各级官员在铜元局的建设、铜元机器及铜料购买、铜元的销售等诸多环节中，均存在徇私舞弊、牟取私利现象。铜元局差事被视为最难得的美差。

大幅贬值，物价上涨

大量铜元进入市场流通后，清政府获得铜元余利数额较大，但导致铜元相对于白银或银元均出现大幅贬值，并引起物价上涨。

如1906年，宁波铜元开始作九折使用。同年，湖北十文铜元一枚仅当制钱8.75文，芜湖更降至8文。1908年浙江铜元全面贬值，“查浙省铜元价值，嘉、湖各府现均作八，绍属则作七。”同年，山东栖霞县因铜元较多，在征税时专收制钱，“有以铜元交纳者，俱六成合算，以致市价悬殊，商民交困”。铜元价格竟跌至六成。可见，铜元市场价格早期较高，甚至溢价30%以上; 但铜元数量快速增加后，铜元价格急剧下降，最低至面值的60%。

铜元的贬值引起“日用各物价飞涨”，如1905年，据《旧海关史料》记载，“若论本年米价，照银数计之，并不为贵，比如一样价值，用铜元去购，则贵有将近三分之一”。物价的上涨，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农民、工人、小工商业者等影响较大。农民售卖“副产物如柴薪、蔬菜、鸡鸭之类，其佣工如舂米、插秧、耘草之类，皆以钱计值。乡间虽号产米，然纳租后所余无几，往往有家无担石，反赖佣工及副产物以支持门户者。是米价之贵，不过虚有其名，钱价之贱，实身受其累”。更有甚者，有些地区官吏或商贩拒用铜元，造成铜元壅滞，以致民怨沸腾。如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 ，浙江“上泗乡农民，因以铜元持向完赋，粮书拒而不纳。各农民以曾奉藩宪出示，准予纳粮缴捐，一体通行。聚众为难，当将书役等殴伤，并捣毁房屋，势甚汹汹”。1907年底，天津“铜子（铜元）不能流通，以换皆用银元”“若以铜元易银元，绝无售主”，以至于天津“米贵如珠，面贵于丹，民被商害如陷苦海，若再任意增长勒价居奇，合郡津地焉有民生”。

由此可见，就连不出名的小城淮安清江浦也争着成立铜元局，发行货币，可见铜元货币滥发到何种地步。发行货币，导致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加重了社会矛盾。

制造铜元最多的工厂

由于造币获利甚丰，各省竞相设局滥造，朝廷因而进行整顿，1906年7月清江铜元局奉旨裁撤，即在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底停办。

由于无节制制造铜币，铜元大幅贬值，清政府也认识到的危害性。但为解决新政及练兵等经费需求，清政府不得不继续铸造铜元。不过，清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措施，以平抑铜元价格和维持铜元余利。但清政府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币制，因此该措施仅是减缓铜元贬值的程度。

清末，到底制造了多少铜元？清政府也没有数。据梁启超估计：光绪三十年（1904年）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5年期间制造铜元数字为120亿枚以上。据钦差考查铜币大臣陈璧统计，清江造币厂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正月到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七月740085585枚，超过了平均数，成为制造铜元最多的工厂。

清江浦铜元局在内的造币工作，实质上是清政府利用铸币权而获取的一种税收，且最终转嫁于普通民众身上。虽然铜元余利解决了清政府财政匮乏的燃眉之急，但扰乱了正常的经济秩序，增加了处于社会底层民众的负担，产生了多米诺骨牌式的效应，这可能是大清灭亡的重要内在原因。

清江浦铜元局裁撤5年以后，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共和政体，结束君主专制制度，在政治上、思想上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不可低估的解放作用。自此，中国历史进入了新的一页。

（图文：华跃，来源：淮海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