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家堰，是明清时期清口枢纽形成和运行过程中最为重要的巨大工程。如今，洪泽湖大堤高家堰段早已失去了蓄水功能，但其文化遗产价值越来越受到重视。高家堰景区的一墙（石工墙）四宝（关帝庙遗址、镇水铁犀、水志、救生桩构件遗存），展示着洪泽湖大堤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点最原始、最真切、最有力的风采。

一墙：高家堰石工墙

高家堰景区有一段很长的石工墙，主体部分是明代万历年间最初修筑的原始石工墙（后来不断增高）。万历八年（1580年）三月，工科给事中尹瑾阅视河工后，上书说：“高家堰近已筑塞成堤，体制高厚，既有桩板以护其处，复设官府以严其防……终不若包砌石堤，可一劳而永逸也。”此奏疏与潘季驯观点相同。当时潘季驯第三次出任总理河道已经两年，在奏疏得到批准后，遂于十月开工。石工是从原土坝“列字号”起（《千字文》常被用于河工的计程，“列”字排第15号）至“水字号”止，中间共用30个字，一个字为100丈，共计3000丈。高家堰的石工在万历之后，尤其是康熙、雍正、乾隆年间又不断加固并向两头伸长。到乾隆十六年（1751年），终于形成北起马头镇石工头、南至蒋坝镇石工尾，以石工墙来迎水护坡的水上长城——洪泽湖大堤。

沧桑巨变，岁月如梭。咸丰五年，黄河北徙，洪泽湖水面南退几十里，高家堰段石工墙西侧湖区就已成为新滩湖之地。新滩开垦，厂区和庄户林立，此处石工墙不再有防洪功能，但因处于东西道路的两侧和二河渡口的关键位置，堤上原有关帝庙和一些住户（住户外墙以石工墙为根基），此处石工墙的原貌得以保持。而其他石工墙都早在五六十年前就被拆毁了，大量的石块、铁锭，及其垫底的木桩都成了水利工程和民居的建筑材料。

2011年，《高家堰段石工墙露出庐山真面目》的报道（作者为潘新），透露出重要信息：“淮安市文物局聘请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对……高家堰段石工墙进行局部考古勘探，揭开了千年古堰的神秘面纱。”“经测量高家堰段石工墙遗存长约800米，全部由条石垒砌，气势雄伟。条石长1米左右、厚约0.4米。据当地居民反映，该段石工墙共有18层，但露出地面的石工墙，多的有7层，少的只有5层……18层的石工墙终于呈现在世人面前。经测量，18层的石工墙高约7米，其中5层暴露在地面以上，13层被湮没在地面以下。经过这次发掘，掌握了高家堰石工墙的详细信息，对于今后开展保护、展示和利用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宝：关帝庙遗址

高家堰上曾有关帝庙，它是明清时代大筑高家堰的附属设施之一。这座关帝庙，在解放战争前夕才被拆毁，然而遗址尚存。就是这仅存的遗址，仍然向人们诉说其丰厚的历史文化内涵。

高家堰关帝庙在明代后期和清代都是非常重要的地标性建筑。

明代朱国盛所撰《南河志》中就有“高家堰关帝庙”记载。说潘季驯为筑高家堰朝思暮想，殚精竭虑，梦到关帝暗示用埽工和石工技术。可见关帝在管事官吏心中的崇高地位。高家堰关帝庙建立于万历二十年之前，“关圣神像”是用甘罗城土中掘得的两坑铜钱铸造的。

靳辅之后，于成龙出任河道总督，他的《重修高家堰汉寿亭侯关帝庙碑记》，曾被勒石立于关帝庙前，《洪泽湖大堤石刻遗存》中有碑文和图片记载，碑文有非常重要的治水文化价值。此碑如今被保存在三河闸管理处院内。

康熙皇帝第一、三、四、五次南巡，都来过高家堰（必经关帝庙），第四次南巡曾驻跸关帝庙两个晚上（据《康熙起居录》记载，康熙四十二年三月初二日驻跸时，“高堰通判朱廷植来朝”；初三日驻跸时，“山盱通判边声威、盱眙县知县周振举来朝”）。乾隆皇帝第一、三、四、五次南巡，也都来过高家堰（必经关帝庙），清代皇家档案中均有记载。

第二宝：镇水铁犀

高家堰镇水铁犀（俗称高堰铁牛）位于石工堤（石工墙在其西侧迎水面）之上。《河防志》《行水金鉴》《乾隆淮安府志》等典籍志书均有不同形式的记载。清康熙四十年（1701年）五月五日（端午节），河道总督张鹏翮主持，在高良涧铸“镇水犀”（俗称铁牛）16尊；分置黄河（7尊）、淮河（7尊，全在向南延伸的高家堰上）、运河（2尊）等河工险要地段，借以镇堤防浪。高家堰景区这尊铁犀立在关帝庙前，仰望湖面，是高家堰长堤上由北向南间隔分布七尊铁犀的领头犀。高堰铁犀长1.73米，宽0.83米，高0.81米，昂首屈膝伏卧在宽0.83米、厚0.07米的铁板底座上。铁犀与底座连成一体，总重2400公斤。铁犀肩部有铭文曰：“维金克木蛟龙藏，维土制水龟蛇降。铸犀作镇奠淮扬，永除昏垫报吾皇。”此四句铭文是河道总督张鹏翮题写的。铭文之后还有说明文字“康熙辛巳年午日铸 监造官王国用”。铁犀铸造工艺精湛，形象生动，“魁形巨首，垂耳抱角”，憨态可掬。

第三宝：水志（高堰志桩）

康熙十六年（1677年），康熙帝重用靳辅，以清口为中心，大张旗鼓地治理黄淮运，康熙十九年（1680年），高家堰石工墙巍然屹立，焕然一新，关帝庙兼为高家堰工程（淮河工程）的办公地点，自然是神威更盛。守堤将士需要随时掌握水情变化，高堰志桩（就是水志，即刻上刻度的桩木，用以测量水位高度）便应运而生于关帝庙前石工墙西侧的湖水之中了。

这个志桩看起来并不起眼，但却是整条高家堰上唯一的志桩，直接关联着洪泽湖的水位高度与清口枢纽的漕船运行。它在非常时期所测报的水位高度，直接影响着河道总督、漕运总督乃至康熙皇帝的心情。即使是乾隆皇帝确定高家堰上的减水坝过水尺度与清口西坝的拆展标准之时，高堰志桩的测水功能也在继续发挥。

高家堰景区关帝庙遗址西侧石工墙的前面，如今建有一亭，亭中竖立水志模样的物件，就是“高堰志桩”了。然而虽有刻度，却没有标明尺寸。此外，当年的志桩，都是在圆形桩木侧面刻上尺寸的。

第四宝：救生桩构件遗存

在800米石工墙南端地面以上的两层石块上，有三处“×”刻痕。“×”刻痕的中心位置恰好是两层石工之间的缝隙，近身细看，其中有一根圆形钢棍平穿墙体。据当地老人介绍，钢棍外露部分原有铁环相连，后来被人偷偷锯掉了。这就是清代救生桩遗存的构件。有志书记载，康熙年间高家堰关帝庙前石工墙边有救生桩设置，是为湖中船只遇险而拯救生命准备的。

救生桩设在石工墙边，墙边立木，加以横担，船若遇险，船员缘木踏担而上，可以逃生。然而桩多浪急，立足难稳。铁环扣绳，可以稳固，铁棍穿墙，其背面肯定有锁紧构件，救生桩与石工墙连为一体，也是建筑者的巧妙安排了。有史料介绍，康熙年间的高家堰救生桩后来被全国许多地方仿用。

■特约撰稿 葛以政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