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出楷模”周恩来不仅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还为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开辟了前进的道路，赢得了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尊重与感激。正如巴金在《望着总理的遗像》中深情回忆：“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常常含着眼泪谈起我们的总理，像谈起自己敬爱的长者和亲密的朋友……”

周恩来拥有深厚的文学修养，特别是青年时代勃发了旺盛的创作热情。追溯周恩来短暂却又光芒四射的文艺生涯，是与家庭多重熏陶和个人独特禀赋密不可分的。

临池学书

1898年3月5日，周恩来诞生于淮安府山阳县（今淮安区），乳名大鸾。其外祖父万青选系咸丰年间清河县令，颇有政声。万青选与哲嗣立钰（字筱庵）均擅书画，喜梅花。幼年周恩来深受影响。

周恩来幼年过继给病重的叔父周贻淦“冲喜”。叔父早亡，婶母陈氏视如己出，教他读书写字、吟诵诗词，给他讲述《天雨花》《再生缘》等唱词和岳飞、林则徐、关山培等故事，引导他阅读“四大名著”等小说。周恩来五岁入读家塾，在清江浦赁居读书时还有腊梅作伴；“寄馆”表舅龚荫荪家，塾师周先生在讲授“经书”之外，允许他涉猎文学、历史和科学等书刊，还督促他临池学书。周恩来雄健朴茂的书风由此形成。

1910年，少年周恩来远赴奉天省银州（今铁岭县），寄居堂伯周贻谦家，入读银岗书院，很快会唱岳飞《满江红》、夏颂莱《何日醒》，还有《快猛醒》等爱国歌曲。移居奉天府（今沈阳市）伯父周贻赓家，在东关模范学校学习期间，“肆力学科，兼好读散文小说及新闻杂志”。其各科均优，作文尤佳，令老师感叹：“我教了几十年的书，从没见过这样好的学生！”

少年周恩来从陈天华《警世钟》《猛回头》、章炳麟《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邹容《革命军》等书籍中提升了思想境界，确立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信念。现存的周恩来最早文章《东关模范学校第二周年纪念日感言》中写道：“吾全校之诸同学乎！吾人何人，非即负将来国家责任之国民耶？此地何地，非即造就吾完全国民之学校耶？……同学，同学，宜如何奋勉，始对之而不愧哉？”其高尚志向与非凡才能溢于言表。

1913年8月，周恩来考入天津南开中学。在校四年，“全校文试，夺得首席。习字比赛，复列其名，长于数学，往往于教授外，自出新法，捷算赛速，两列前茅。”（《校风》第67期）作文《或多难以固邦国论》可见慷慨气象：“莽莽神州，已倒之狂澜待挽，茫茫华夏，中流之砥柱伊能？弱冠请缨，闻鸡起舞，吾甚望国人之勿负是期也。”

从天津南开中学毕业后，周恩来东渡日本探求真理。与友话别时，他以“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相期许。旅日期间，周恩来接触马克思主义书籍，仿佛闪电划亮心空，正如《雨中岚山——日本京都》诗作形容：“人间的万象真理，愈求愈模糊；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真愈觉姣妍。”

1919年4月，周恩来回国不久便投身五四新文化运动，不但成为职业革命家，还成为现代文艺事业开拓者之一。

诗歌言志

天津南开中学校友张鸿诰回忆道，周恩来1914年2月在校成立“敬业乐群会”，当年10月出版会刊《敬业》，后又创办校刊《校风》。

《敬业》创刊号载《春日偶成》两首诗，是周恩来存世最早的旧体诗。“中原方逐鹿，博浪踵相踪”，表达了诗人前仆后继、决战到底的豪迈气概。而樱花红、柳叶绿、燕子声声，则抒发了诗人的柔美情怀。

那首“大江歌罢”七绝就是题赠张鸿诰的，表达了青年周恩来寄身异域，笃学自励，济世救民，不惜蹈海殉国。诗跋“浪荡年余，忽又以落第返国图他兴……兼志吾意志不坚之过，以自督耳”诸语，可见其自省之勤、责己之严。

周恩来诗作佳句迭出。且拈出“险夷不变应尝胆，道义争担敢息肩”细味：不管道路曲折还是平坦，都应卧薪尝胆，坚韧不拔；勇于肩负使命，哪还感到倦怠呢——这一诗句正是诗人抱负所在。

新文化运动得风气之先，白话文学应时而生。早在日本留学期间，周恩来就创作多首白话诗。“纪游”之作有着探索阶段稚拙痕迹，但也展示了“不假人工，不受人拘束”的“自然美”。诗中“孤单单站着一个女子”置于热闹场中，与辛弃疾词“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表达方式有相似之处。

白居易云“歌诗合为事而作”，强调诗歌应从现实生活挖掘素材。五四运动波澜壮阔，为周恩来诗歌创作找到突破口。他相继创办《觉悟》《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反帝游行示威，被捕后仍在抗争。1920年6月，觉悟社社友李愚如将赴法勤工俭学，周恩来作长诗《别李愚如并示述弟》赠之。诗中写道：“他日归来，扯开自由旗；唱起独立歌。争女权，求平等，来到社会实验。”澎湃激越的情感、深邃透彻的哲理、一气呵成的语言，勾勒出“时代女性”的风采。1922年，周恩来在欧洲从事革命宣传和组织活动，得知战友黄爱夫妇在长沙被军阀杀害，愤而创作长诗《生别死离》，直抒胸臆：“没有耕耘，哪来收获？没播革命的种子，却盼共产花开！梦想那赤色的旗儿飞扬，却不用血来染他，天下哪有这类便宜事？坐着谈，何如起来行？”他愿投身实践，让共产花开、赤旌飞扬。此诗堪称青年周恩来追求革命理想、投身解放事业的战斗宣言。

小说有义

周恩来文学造诣不仅表现在诗歌创作上，他的小说创作也是极好的佐证。只是经过岁月淘洗，硕果一二，可谓历久弥珍了。

在天津南开中学求学时，年少的周恩来于1914年10月、1915年4月在《敬业》学报分两期发表了浅近文言体侠义小说《巾帼英雄》；从日本留学归来，他又于1920年1月在《觉悟》会刊发表白话短篇小说《有什么分别？》。两篇小说取材各异，风格有别，令人回味不已。

《巾帼英雄》洋洋洒洒，凡9000余字，塑造了“青儿”洪飞影侠女形象。“青儿”本居“淮阴旧址”，父亲往来山东做镖师，“能黑夜以镖着人，百步内无不命中”。“青儿”自幼随父习武，“年才及笄而技已成矣”。父母“因积劳故，相继逝世”，“青儿”只得依附叔婶兄嫂忍受虐待。叔侄与“官吏通款曲，鱼肉人民”。邻居张姓女因丈夫某氏“屡困闱场”，“郁郁含恨而亡”，张父“以婿既死，思移女节，己可得采聘资”。张姓女被逼“自缢”。张父利诱“青儿”叔侄，“通款曲于县令”，陷亲家于囹圄。幸得“黑影”持雪刃，断门锁，相助某氏夫妇逃出樊笼。又得一女“乃自握舵”，渡至广陵投奔外甥。江中差役欲追，石子“向面飞来，役急避，傍耳而过”。某氏夫妇入城，暗中忽得“银饼数枚”，结至“一场风波，顿成水平浪静矣”。

篇末所言“蛛丝马迹，草蛇灰线”，似提醒诸般护佑均出自“青儿”——巾帼英雄昭然若揭。

周恩来青年时代曾拜名师韩慕侠习武，自具“尚武”精神。当此列强环伺、神州陆沉之际，通过巾帼英雄暗中扶贫济困，表达了作者惩恶扬善、匡扶正义的美好意愿。小说情节曲折，引人入胜，颇见巧思。

《有什么分别？》千字有余，属“微型小说”。周恩来接受新文化洗礼，通过小说艺术地诠释婚恋自由观念，这是“五四”时期作家常用手法。主人公断弦再娶，“相亲”对象sister是见过世面的师范生，对出国留学也能附和赞同，让主人公顿起“携手”念头。直到sister问起“家庭相处”“父亲兄弟妯娌”家长里短，才让男主人公感叹识文断字的新女性与养在深闺的旧式女子“有什么分别”。

小说纸短意长，做足铺垫，让读者以为男女主人公“大团圆”时，寥寥数语，就把行头上“新”、口头上“新”和思维上“旧”、观念上“旧”进行“分别”，从而引发思考：幸福的婚姻是家庭中父亲兄弟妯娌相处的融洽，还是夫妻双方情感交流的融洽？这不禁让人想起鲁迅小说《伤逝》，受过教育的子君满足小家庭的庸常，失去与涓生心灵沟通的能力，还能有幸福么？

无论是战争年代的戎马倥偬，还是和平岁月的日理万机，周恩来都无暇把更多精力付诸文艺创作。但文学夙愿始终长萦心底，他曾对身边人说：“巴金写了一本《家》，将来等我退休了，我也要写一部《房》，以记述我们周家各房头的人和事。”

（■特约撰稿 胥广福，作者系淮安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