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5日是车桥战役胜利80周年，让我又想起父亲生前曾多次说过，车桥战役那年，他曾随他的父亲和庄上的乡亲们用船运送战斗的兵员和物资，还有他们在绿草荡打击日冦和伪军的故事。

我的老家是流均溪南村，周边有受成荡、绿草荡、马家荡，有头溪河、涧河等。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村上几乎家家都有木船，人人都会弄船。船有大有小，大船能装十多吨、二十多吨甚至更多的货物，在里下河地带、江南江北、大运河等河道上跑水上运输；小船仅能装几百斤货物，多用于到荡中放鸭鹅、割柴草、捕鱼虾、罱河泥等。父亲他们当年用的大木船能装货十几吨，有木桅布篷、木棹和船篙等，有头舱、桅舱、中舱和后舱，其中中舱和后舱上都有舱篷（舱篷好拆装）。而小木船则多用于农作。日伪侵占后，乡亲们便停止了水上运输，为躲过大船被抢夺、被炸坏，便将大船藏在芦荡中。

图为安丰新四军纪念馆展示的“船桥”照片，当年攻打车桥的部分新四军从“船桥”上通过

车桥战役那年，我的爷爷37岁、父亲仅有13岁。我的奶奶徐段氏在1940年春被日本鬼子飞机投下的炸弹夺去了生命。父亲说，他的父亲徐炳荣是1939年入党的共产党员，日伪侵占村庄后便担任村抗日小队长，组织村上民兵和村民保村庄、打日伪，在日伪经常活动的河道、湖荡水中，打暗桩、布渔网。他便跟着他的父辈们干打击日伪的事。有一年夏天，他们在绿草荡中劳作时，发现荡边上的溪南大河口轮船码头处，停靠着两艘日军汽艇，且仅有五六个日伪军。在长辈的指挥下，他带着两个渔网下水潜游到汽艇尾部，把渔网绕到螺旋桨上。然后，他们抗日小队从岸上和水上双向打击，日伪想发动机器开动汽艇，可螺旋桨被渔网绕着，汽艇开不走。他们把几个日伪军打死后，迅速用竹篙把两艘汽艇撑到芦荡中，拿走武器弹药和有用的物资，再弄坏机器，把汽艇沉到水中。父亲每每讲到这里时总是懊悔地说：“那时要是会用机器开船就好了。”

父亲说，1942年冬天，邻村乙卯村（又叫王家墩，现叫合兴村）来了一批新四军（经查对史料：这是彭冲等人带领的淮宝支队），家乡党组织得到了加强，村民们抗日激情空前高涨，抗日武装队伍得到了发展壮大。在淮宝支队统一领导指挥下，乡亲们在绿草荡周边地带一次次打击了日伪军。建于那个年代的流均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上的碑文，就记录着当年的丰功伟绩。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家船航行于头溪河，经过流均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处时，父亲告诉我，纪念碑当年是建在关帝庙前的，是用石灰、麻丝和糯米汁制成的。

车桥战役之前，爷爷、父亲和庄上乡亲们都投入支前民工队伍中，从芦荡中把大船撑出，停在荡边，整修的整修，添置船具的添置船具。先领授的任务是蒸馒头、大卷子，贴米面饼、大饼等，馒头、卷子一笼又一笼，米面饼、大饼一锅又一锅。蒸好的馒头和烙好的饼等都放在各家船上，等着兵员上船吃和带走。

后来，有的船用在荡滩中架设“船桥”（荡滩之间用船连接，少则几条船，多则几十条船，船舱上铺木棍、木板或柴捆，供兵员从上走），有的船用在往车桥方向运送兵员、弹药、粮食和云梯等。父亲说，当时家船接受的任务是运送兵员和弹药。兵员（带有重机枪）从荡东建湖一带上我家船后，都进入船中舱，舱中有蒸好的馒头和烙好的饼等。那天（父亲记得是那年农历二月初二的后几日）夜间船从绿草荡进入头溪河，月亮高悬，天随人意，正好大顺风，父亲他们和支前民工竖桅扯篷，风鼓满篷，逐浪前行。上百条船一条跟着一条，遇桥便落篷倒桅，过乙卯、条龙、赵铺、蒋桥、陈桥，天亮前到指定地点——车南村（车桥南边的一个村庄），后兵员带着武器、弹药和馒头、大饼等上岸。父亲他们则按要求将船分散停靠在头溪河车南村段东西河道上，等待新的运送任务。

车桥战役胜利后，父亲他们又运送了许多伤员回到绿草荡周边后方医院。

淮海战役胜利是靠老百姓用小车推出来的，渡江战役胜利是靠老百姓用小船划出来的，而车桥战役的胜利老百姓亦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弄了一辈子大船的父亲生前说，当年光自家村就有上千条大大小小木船参与运送兵员、弹药、粮草、云梯，架“船桥”等，支援车桥战役，“车桥战役的胜利，也有我们弄大船人的功劳。”

■徐怀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