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5月20日，毛泽东主席亲笔给新安旅行团全体团员复信。时隔75年，2021年5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安小学少先队员亲切回信。这两封回信是对新安旅行团的充分肯定和最高褒奖。

对于新安旅行团的成长和进步，周恩来总理同样倾注了诸多心血和感情。他不仅在思想上关心新安旅行团，还在物质上对新安旅行团给予了极大的帮助和支持。

播撒革命火种

1929年6月6日，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应同乡的请求，在淮安河下莲花街创办了新安小学，其实，众多史料佐证，此举得益于周恩来的运筹帷幄。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他为了保留革命火种，便秘密安排中国共产党地下工作者到新安小学任教。

起初，在周恩来的指示下，陶行知委派晓庄师范学生、中共地下党员李友梅、吴辅仁、蓝九盛三人到苏北淮安创办新安小学。接着，中共地下党员孙铭勋又被委派到新安小学任教。其间，周恩来曾多次委派孙铭勋赶赴上海、淮安、延安等地开展联络工作。之后，方与严、郭青等进步人士先后被委派到淮安开展工作。同时，一些隐蔽战线上的革命后代和烈士遗孤，被送到了新安小学。其中，新四军副军长项英的女儿项苏云，5岁时被孙铭勋带到新安小学上幼稚园；湖南籍革命烈士王英姿的儿子左义华（后改名为左林），也在这时被送到淮安，成为新安小学的“基本学生”。在周恩来的关怀和指导下，新安小学成为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隐蔽的革命场所。

1939年春的一天晚上，汪达之和新安旅行团的三名党支部委员，按照通知前往八路军办事处。他们走进桂林桂北路上的万祥糟坊，在李克农的办公室内意外地见到了周恩来。汪达之激动得半晌说不出话来：“谢谢您，恩来同志，谢谢您的关怀，帮我们渡过难关……”

汪达之、徐志贯把离开长沙以后的情况向周恩来一一作了汇报，周恩来听后高兴地说：“你们搞得不错，一个钱掰成两半花。人多了，工作做得多了，影响大了，社会上支持你们的人就更多了。大家都讲你们的好话，都能助你们一臂之力，你们的脚跟就站得更稳了。”周恩来又问：“你们有文化学习吗？”当他得知团员们文化水平参差不齐，笑着说：“你们陶老师提倡小先生，当然好，但也要提高。自己不会的就请教员嘛！要是把团员文化程度提高到高中毕业水平，家长们一定会十分高兴的。”他叮嘱汪达之：“以后要请些老师来给他们上上文化课……”

周恩来还教导他们：“你们过集体生活，对克服困难、培养不怕艰苦的工作作风和集体主义思想有好处。但是不要忘了，这里不是陕北，不是抗日根据地，而是国民党统治的地区。要注意所处的环境，要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对那些帮助过你们的人，平时要多去看望他们，多向他们请教……”

争取日常经费

1938年5月下旬，新安旅行团到达西安，八路军西安办事处领导人林伯渠对汪达之说：“关于你们的去向，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早就考虑过了，你们要到武汉去。他还要我转告你们，要学会在统一战线形势下进行合法工作的方式、方法，把国民党统治的地区的抗日宣传工作坚持下去。”

1938年7月，新安旅行团到达武汉，遇到最大的困难是缺少日常经费，加之人员增加，生活举步维艰。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非常关心新安旅行团。他对汪达之说：“你们可以给陈诚（国民党高级官员）写一封申请书，要求政治部像对待‘抗宣队’‘演剧队’‘放映队’一样，按月发放薪金和工作经费。”汪达之和团员们按照郭沫若的建议写了一封申请书，由他交给陈诚。没有想到，陈诚竟在申请书上批示：“该团可予收编，尔后按名额发给薪金和费用。”周恩来得知此事后，亲自接见了汪达之和徐志贯，并明确指出：“钱，一定要国民党出。新安旅行团这个民间团体的独立性，一定要保持。你们要充分利用已经获得的社会影响，把国民党统治的地区的抗日宣传工作坚持下去。”

周恩来指导新安旅行团利用成立三周年的契机举行纪念活动，邀请宋庆龄、郭沫若、田汉等知名人士参加“新安旅行团三周年纪念大会”，还委托邓颖超代表自己参加活动。邓颖超在会上题诗祝贺，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当时的《新华日报》对纪念活动进行了全面报道，帮助新安旅行团有力地争取到了社会各界的同情与支援，扩大了影响。

在长沙，周恩来和陈诚交涉时严正指出：“这群小朋友，早在抗战前就自动组织起来了，去各地宣传抗战救国，受到海内外同胞的赞扬。保卫大武汉，他们直到最后才撤出来，精神可嘉。他们是个有影响的民间团体，你要收编他们，他们不愿意，你就要解散他们。假如真的解散了，这对国民党政府有什么好处呢？你们可以和他们商定，每隔几个月要他们向政治部提交一份工作报告，由政治部发给他们生活费和工作经费，作为政治部的‘特约团体’，这样不是很好吗？”陈诚被迫同意了这个办法。后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同意将新安旅行团作为“特约团体”，每月发给经费1045元。在周恩来的直接关心下，经费有了保障，又保证了工作上的独立自主，最重要的是确立了中共党组织对他们的直接领导。

帮助秘密转移

1941年皖南事变后，新安旅行团已无法在桂林公开活动，在周恩来的亲自关心下，由李克农具体安排，团员们秘密向苏北抗日根据地分期、分批转移。为减少影响，以便更加安全地转移，他们变卖放映设备筹集资金，派先遣小组探明撤退路线，进行化装以防敌特盘查。在地下交通员的掩护下，张杰、范政、张天虹三名团员经湛江、香港、上海，冲破日伪层层封锁，于1941年4月底先期抵达盐城新四军军部。1942年1月初，48名团员全部抵达苏北抗日根据地，成为新四军的一员。

来到苏北后，刘少奇对新安旅行团负责同志说：“恩来同志来了电报，把你们交给新四军了。现在你们是回家啦！你们是一个有光荣历史的革命团体，工作有很大成绩，在国内、国外有广泛的影响，这是不可多得的。国民党迫害你们，共产党一定要保护你们，而且还要让你们的团体和你们的工作有很大的发展。华中地区的少年儿童工作都要交给你们去做。”

之后，新安旅行团在苏北开展了大规模的儿童工作，通过编辑出版华中地区第一张儿童报纸《儿童生活》、排演抗日歌舞剧、教唱救亡歌曲、刷写标语等多种形式，激发军民的抗日热情。同时新安旅行团举办儿童骨干训练班，培养儿童骨干，组织万名儿童签名运动，协助新四军站岗放哨、捉拿汉奸。1945年5月，新安旅行团组织召开盐阜区第一次少年儿童代表大会，拟定了《少年先锋队队章》。在苏北盐城抗日根据地，新安旅行团成功组织了18万儿童团员参加抗战。《新华日报》对他们的活动作了详细报道。当地军民中流传着一句顺口溜：“盐阜区，三个旅，七旅、八旅、新安旅。”1945年9月，新安旅行团跟随新四军三师十旅参加了解放两淮的战斗，胜利回到阔别十年的故乡——淮安。

回到淮安后，新安旅行团认真总结了十年来的工作、学习情况，通过华中局书记邓子恢向毛泽东转交了一封汇报信。这时，周恩来也在延安，他曾向毛泽东介绍过新安旅行团的光荣历程和重要业绩。1946年5月，新安旅行团团员收到了毛泽东的亲笔复信。

■特约撰稿 张大冬 顾学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