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军路上打起呼噜

□讲述人：郭军（原淮阴市劳动局巡视员，1985年12月离休，享受厅局级医疗和乘车待遇）

　　淮安新闻网7月9日讯（记者 王荣 卜英宝 实习生 孙成凯 夏子然 小记者 孙思琪）今年85岁的郭军老人，1943年投身革命，第二年就入党了，67年的党龄比很多人的年龄还要长。对于耄耋之年的她来说，往事似乎已成为难以追忆的模糊印象，但是建党90周年之际的这次采访好像一下子开启了她的记忆之门，听着老人将那些亲身经历的故事娓娓道来，记者仿佛也跟着她回到了那段似火年华、流金岁月。

1928年9月，郭军出生在涟水，原名郭文兰。她的父亲郭静轩是一名医生，以针灸见长，1939年参加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当地民众抗日武装——淮河大队，后来成为新四军的医官。郭军的兄弟郭文华也是共产党员。在家庭的影响下，郭军16岁便投身革命，成为淮海公安局民警。同时她把名字由郭文兰改为郭军，以纪念自己加入了新四军。

1946年，内战全面爆发，国民党军队悍然进攻苏皖解放区。当时，党组织决定留下身强力壮的男同志在当地打游击，老弱病残以及女同志北撤。由于年轻，郭军被组织安排到华中建设大学深造。

入学不久，学校就跟着新四军往山东撤退，每天夜间行军，上午休息，下午上课。刚开始，每晚行军约五六十里，后来逐渐增加到八九十里，有时为了穿越敌人的封锁线，一夜甚至行军120里。“我印象最深的是，年轻同学特别容易犯困，加上持续行军导致过度劳累，以至于有人出现了一边走路一边睡觉打呼噜的奇闻。每当他们脚下踩空，‘啊’的一声惊醒时，总会引起大家一阵哈哈大笑。这种艰苦环境中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贯穿了我们在建大的整个学习过程，成为我们宝贵的人生财富”。

漫长的北撤过程中有苦也有乐。郭军印象最深的是山东老乡的真诚热情，当他们途径山东莒县时，当地群众搭了戏台，穿上戏服，踩着高跷，扭着秧歌，夹道欢迎。

1947年7月，国民党军队开始进攻胶东根据地，郭军跟随部队开始往东北撤退，路线选择海路。

郭军说，海上的旅程惊险异常，他们前后走了八九次，才九死一生到达东北。第一次是从白石岛出发，但是由于国民党海军严密封锁，没走成。后来从威海出发，在海上被敌人围追堵截，无法突围，只好回到胶东。“船在海上航行都有固定航线，而我们当时渡海时，哪里有空隙就往哪里钻。小船在数米落差的浪尖、浪谷间飘摇，像打秋千似的。还要跟国民党军舰玩‘捉迷藏’，随时都会葬身鱼腹。可是我们心里一点都不怕。有一次，我们船行到刘公岛附近，被敌人发现了，眼看敌舰就要追上了，我们拼命划桨，终于把船驶到岸边浅水区，大家迅速下船四散逃跑。敌舰由于吃水深无法靠岸，象征性地开了几炮，就垂头丧气地离开了。待敌舰走后，我们夜里回来再度上船，后来听说有一条船被打沉了，几名同志牺牲了。还有一次夜间，敌人八九艘军舰将我们的船团团围住。危急关头，船长带领我们举拳宣誓，誓死不投降，如果敌人要上船，我们就跟他们同归于尽。幸运的是，由于靠得太近，敌舰的探照灯反而照不到我们，敌人不敢贸然登船，结果反而被我们趁着夜色逃脱”。

“在海上颠簸了好久。1947年9月的一个清晨，我们已经隐约看到了大连市的轮廓。就在大家抱头欢庆时，身后海面上传来了马达的轰鸣，大家掉头一看，啊！敌人一艘炮艇直逼过来，青天白日旗都隐约可见。我们当机立断，掉头向大鹿岛驶去，因为那里有苏联红军驻地。敌人似乎也意识到这一点，不敢继续再追。”郭军说，他们在大鹿岛靠岸，上岸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东北的党组织。后来，在党组织的安排下，他们很快投身到土地改革运动中去了。

　　难忘那个坚强的小战士

□讲述人：邢淑绅（原淮阴地区精神病院医师，1988年11月离休，享受县处级政治生活待遇）

窗外传来阵阵虫鸣鸟叫，盛夏时节一个的雨后初晴的午后，邢淑绅坐在窗前的书桌边，轻轻翻开已经泛黄的老相册，细细端详着一张张老照片，思绪仿佛也跟着回到60年前那片战火纷飞的土地和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1951年11月，作为抗美援朝手术队的一员，邢淑绅高唱着“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来到一个陌生的邻国——朝鲜，那年她才18岁。

说起抗美援朝的经历，邢淑绅感慨万千。她为当时人们无比高涨的革命热情所感染，也对异常艰苦的生活条件有着深刻印象，更对那场血腥的战争有着无比真实的切身体会。

1948年，邢淑绅从东北老家参军，分配在四野炮兵医院，随着解放大军一路南下打到长沙。1949年，新中国成立了，邢淑绅跟着部队医院回到了黑龙江。正当邢淑绅和每个普通国人一样，期待着享受久违的和平时，战争的阴云又在东北边陲悄悄酝酿，朝鲜战争爆发了。

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代表中央军委命令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参战。与此同时，国内军民中掀起了一轮轮支持抗美援朝的热潮。

听说部队医院准备组织手术队赶赴朝鲜的消息后，18岁的邢淑绅热情高涨地主动请缨。顺利通过了医院组织的“爬山比赛”后，邢淑绅如愿以偿地加入手术队做护理工作。1950年11月，首批志愿军刚刚进入朝鲜不到半个月，邢淑绅也跟着手术队50多名战友踏上了同样的征程。

对于身处战争中的人们来说，生命早已不由自己掌控了。刚刚进入朝鲜境内，邢淑绅就感受到了死亡的气息。当他们坐着军车沿着崎岖的盘山公路缓缓前行时，一架架敌机如同幽灵般在头顶盘旋，耳边不时传来机枪“嗒嗒嗒”的扫射声和轰隆隆的炸弹爆炸声，幸运的是，她和战友们始终有惊无险，顺利到达了前方阵地。而这种幸运也一直伴随着他们直到离开朝鲜，用她的话来说，“我们手术队多少人去的，就有多少人回来了，在朝鲜一年多时间没有一人牺牲”。邢淑绅事后分析，这多半与手术队的工作性质有关，基本不会上前线。与他们相比，战地卫生员就危险得多了。

“朝鲜战场的条件非常艰苦，每天除了防空、行军外，其他时间基本都用来抢救、治疗并照顾从火线上送回来的伤病员。”邢淑绅说，他们每天天没亮就要起床，吃第一顿饭，然后到河边洗漱。紧接着就开始行军，到达目的地就支起野战医院的帐篷，开始救护工作，一直持续到深夜，再吃第二顿饭。具体吃什么，她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每个人都带着一个大茶缸，里面装着一些半干不稀的米饭。即使身处后方，他们也要时刻警惕隐藏在暗处的危险。记得有一天晚上，手术队一名队员离开营地解手，不想被潜伏的特务打了黑枪，子弹从耳边划过，命是保住了，但从此没人敢在夜里单独离开营地了。

生活的艰苦也许并不算什么，真正的考验是心灵的煎熬。每天，邢淑绅都要直面那一幕幕血淋淋的战争伤害；很多时候，她必须忍痛看着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瞬间逝去……但她已经顾不上想太多，只能全身心地投入到抢救生命的工作中。

有一件事情令邢淑绅至今记忆犹新。那是进入朝鲜半年多后，当时已经到了夏天，她回忆说：“有一天，战地医院里突然送来了一名负伤的小战士，他的腿部被炸弹炸得血肉模糊，加上天气炎热，伤口已经溃烂，医生决定进行截肢手术。手术前，我负责为他清理伤口，因为已经知道他的腿保不住了，所以不知道如何安慰是好，就对他说：‘别怕，小同志，忍忍就好了。’小战士咬紧牙关，额头上大滴大滴的汗珠直往下掉，但是他的表情仍然坚毅，并且强忍着痛对我说：‘同志，我不怕。’在进行截肢手术的过程中，小战士十分坚强，全力配合我们，手术做得比较顺利，使他脱离了生命危险。我被小战士坚强的意志所震撼。虽然以后的日子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但是他坚毅的面容时常浮现在我的脑海中，他的坚强给了我莫大的鼓舞和动力，使我在以后的工作和生活中，无论在部队还是转业到地方，都努力完成党和组织交给我的任务。”

1951年年底，邢淑绅和战友们返回国内。她说，在朝鲜虽然只有短短一年多，但是经历了很多事情，除了对残酷的战争有了更深的体会，她也与手术队的医生、护士们结下了兄弟姊妹般的友谊，大家相互关心，相互鼓励，共同走过了那段难忘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