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七年（1881年），应吴长庆将军的请求，张謇辅导袁世凯读书。尽管袁的文章“文字芜秽，不能成篇”，但张仍然一直耐心地帮助他。因此，袁世凯对张謇十分感激、敬重，执弟子礼甚恭，言必称“夫子大人”“季直师”。后来，袁世凯巴结上李鸿章，升官发财，便妄自尊大，凌蔑一切，不把张謇放在眼里，多有冒犯。张謇大怒，在光绪十年以公开信的形式与袁断绝了关系。十年后，张謇中状元，在翰林院任无权无势的六品小官，不久因父亲去世，辞职回乡丁忧，创办企业，而仅有秀才学历的袁世凯到小站练兵，没过几年竟然荣升山东巡抚，又高升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权倾朝野。张謇万分感慨之余，萌生联络利用的念头。

张謇是杨士琦大哥杨士燮的同年、好友，曾多次到淮安杨家做客，与杨士琦早就认识，且有交情。光绪三十年四月十二日，张謇特地到上海拜访袁世凯的心腹、时任轮船招商局董事长杨士琦，了解袁世凯的思想动态。杨士琦建议张謇主动给袁世凯去信，恢复关系。五月十三日，张謇终于鼓足勇气，给袁世凯发出二十年来第一封信函，在信中希望袁世凯能效法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大臣伊藤、板垣等人，主持君主立宪，还吹捧道：“论公之才，岂必在彼诸人下？既下走自问志气，亦不在诸人下也。”袁世凯很快复信称“尚须缓以俟时”，两人恢复交往。当时，泗州杨氏处于兴盛时期，张謇在日记中羡慕道：“杨(氏)兄弟七人，一死于粤海，一官山西平阳知府，一署东抚，一总办招商轮船，一崇明知县，一为清江铜元局总办，一内热而风，皆因公路(指袁世凯)显。平阳守为甲午同年，稍能自异。可怜光彩生门户，杨氏故事也，今其炙手可热似之。”此后，张謇经常去上海与杨士琦就借外债、政改、企管等问题交换看法，在日记中有记载。

宣统三年秋天，武昌起义爆发，清政府岌岌可危，被迫起用已经在家赋闲三年的袁世凯，请他收拾残局。九月二十七日，袁世凯内阁成立，张謇、杨士琦皆成为袁世凯内阁成员，分任农工商大臣、邮传部大臣。民国后，张謇得到重用，而杨士琦成为袁世凯的最得力助手。

1924年2月12日，袁世凯批准总理熊希龄辞职，派代理总理杨士琦询问张謇是否与熊“同进退”。张謇答复：“就职之日，即当众宣布，余本无仕宦之志，此来不为总理，不为总统，为自己志愿。志愿为何？即欲本平昔所读之书，与向来究讨之事，试效于政事。志愿能达则达，不能达即止，不因人也。”（《啬翁自订年谱》民国三年阴历正月十八日）杨士琦劝他留任，他正在计划借款疏导淮河，想在水利建设方面有所建树，就同意了。四月二十五日，中日双方在东京正式召开了改组中国兴业公司大会，根据工商总长张謇的提议，将公司改名为中日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中日实业株式会社；选举杨士琦(新任)和仓知铁吉(留任)分别为正、副董事长。

1924年5月1日，袁世凯公布《中华民国约法》，废除国务院，在总统府设立政事堂，特任徐世昌为政事堂国务卿，杨士琦为政事堂左丞（即第一副总理），张謇留任农工商部总长。杨士琦成为张謇的上司，但很尊重张謇。如当年8月，杨士琦与孙多森联名发出《中日实业公司杨士琦等为请准探余干煤矿致张謇等密函》，就勘探、开发江西余干、安徽怀宁两煤矿事务，商议道：“蒙贵部特派专员往查一切。现虽奉批俟该员与各区详复核示，然擘画予夺，权在贵部。可否即于此时由阁下另赐一函，以确切之辞示许可之意，则得益不仅在公司也。”可见，杨士琦办事考虑很周到、得体。

当时，袁世凯权势熏天，不可一世，正准备当皇帝，改称张謇为“张老先生”“季直先生”，甚至直呼“季直兄”“仁兄”。张謇大怒道：“夫子尊称不敢，先生之称不必，我兄之称不像。”辞职离开北京，再次与袁世凯断绝关系。不久，袁世凯去世，杨士琦离开政坛，到上海就任轮船招商局董事长，与一江之隔、在南通办实业的张謇时有来往，直至去世。

■王泽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