盱眙地理位置重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特别是在南宋时期，这里是与金交战的前沿地区。古代铜钱是硬通货，许多富豪在战乱时会将积累的大量铜钱埋藏起来，以备日后可以取出继续使用，直到现在盱眙乡间还经常发现铜钱窖藏，如在三河农场就发现过南宋时期埋藏的许多铜钱。而铜钱也是当时国家必不可少的经济储备，南宋时期随着经济的恢复，铜钱需求量大增，为了与金国争夺经济上主动权，双方曾在盱眙边关展开大规模铜钱的争夺战。

●金国千方百计获取铜钱

宋室南渡后，北方汉人大规模南迁，江南经济很快恢复，铜钱需求量大增。由于铸钱数量减少、民间销钱为器以及富豪贮藏铜钱等原因，南宋一直在闹“钱荒”。

金国也使用铜钱，并采取各种方法吸引南宋的铜钱。主要手段有：

将“短陌”当“长陌”使用。北宋相袭，八十钱为一陌，由于铜钱匮乏，到南宋时一陌往往只有十多枚铜钱，被称之为“短陌”，所谓“长陌”也不过五六十枚铜钱。在南宋境内，“长陌”相比“短陌”购买力要高，但一旦到了金国榷场，“短陌”也可以当“长陌”使用，即相同数量铜钱的购买力高出南宋境内3—4倍。这样，大量铜钱流往金国。

拼命压低物价套取宋钱。南宋不缺盐，但是价格高，金国以成本价售盐，但宋人必须用铜钱买；北方青齐河朔是著名的产绢区。不仅产量多，号称“河北衣被天下”，而且质量好，与蜀锦并列为头等产品。金国绢价比南宋低一半多，质优价廉，吸引许多南宋商人前来购买，金利用这方面优势吸引了大量铜钱。

金国在榷场贸易中尽量不放北客入宋界，而是吸引南宋客商进入金界，以多得课税。当时在襄阳府的榷场，每一名商人进入北方金界交易，金人先收钱一贯三百文，住宿和交税也要收钱。这样，一名商人进入金人地区交易，就要流失3贯铜钱，日积月累数量就很大了。绍兴十二年（1142)，知盱眙军、措置榷场沈该奏：“近来泗州并不放北客过来。”

●铜钱走私愈演愈烈

为缓解“钱荒”，南宋针对销钱为器和私铸、蓄藏的情况，实施铜禁并向民间搜括铜器，还在沿海和盱眙等沿淮地区加强防范。绍兴十二年(1142)，宋廷下诏两淮漕臣“严禁私渡过淮之人稍有透漏”。

南宋商人进入榷场之前要经过多次检查，携带铜钱者不仅要没收充官，还要按携带铜钱数量多少判处流配。况且即使想方设法把铜钱带进去了也没有用，在南宋榷场，金国商人根本无法见到南宋商人，只能通过榷场官员与南宋交换商品。

由于盱眙榷场规模最大，因此是反走私的重点地区。出于安全考虑，榷场设在城墙之外渡口附近淮滩上，北宋时这里建有浮桥，沟通盱眙和泗州，南宋时浮桥已毁，浮桥基被改为码头，供两岸摆渡行船之用。城墙上的戍卒可以方便地监视榷场内情况。对岸的金泗州榷场则建在州城南门外原浮桥桥基处的淮滩上，商人们往来非常便利。起初是每天开市交易一次，后改为五日一次。南宋商人携带货物到达盱眙后，榷场官吏根据携带货物价值的多少，分为“大客”和“小客”，货物价值在100贯以下的商人被称为“小客”。朝廷允许他们10人为保，登记姓名，集体去泗州与金朝贸易。为防止“大客”的财富“资敌”，“大客”一律不准过河，而是留在盱眙等待金朝商人前来交易。

虽然设立了严密的边界检查制度，沿淮走私活动依然难以杜绝。隆兴二年（1164）五月奏报：“盱眙并楚州界客人装载货物私相博换钱宝，乞禁止。”为此朝廷特派专人负责。

●盱眙成为缉私要地

由于盱眙与泗州仅一河之隔，商旅随时过淮河贸易，走私者无所畏惧，渡船一离岸就无法抓获，盱眙军守臣提出两条防范铜钱北流的建议，被朝廷采纳。《宋会要辑稿》“刑法”二记载：淳熙元年（1774）五月十五日，盱眙军守臣言：“本军系与泗州对境，逐时客旅过淮博易，射利之徒殊不知畏。且本军与泗州以淮河中流为界，渡船既已离岸，无由败获。今欲自客旅往渡口正路，本军西门外立为禁约地分，遇有违犯之人，分别轻重断遣，庶几有所畏惮。”

盱眙军规定：“照应榷场逐时发客过淮博易，系经由本军西门出入，今欲每遇榷场发客，令搜检官先就西门搜检，如无藏带金银、铜钱并违禁之物，方得通放。若客人经由西门搜检之后，于西门外未至淮河渡口搜获藏带金银、铜钱者，欲将犯人比附越州城未过减一等断遣，仍将搜获到金银、铜钱、物货尽数充赏。”

《宋会要辑稿》中还有记载：“绍熙五年（1194）四月十九日，户部言：‘盱眙军申：淮河榷场发客，本军专一关防透漏之弊，已措置给牌分地分不得互相踰越外，内主管官只合在大门下勾销搜检……今来盱眙榷场系在城内，至渡口不及半里，搜检既有职官兵官、监渡使臣，互相关防，无不备至，则安丰军体例委难引用。’（上）从之。”由此可以看出，盱眙军榷场的搜检人员比安丰军榷场多且管理更加严格。

淳熙十六年（1189）十一月十七日，“宰执进呈：‘盱眙守臣霍篪捕获赵兴等透漏银两甚多，不可不略与旌赏。’上曰：‘与转一秩，以为沿边官吏举职者之劝。’”

●官员军兵参与走私

许多官员也参与走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记载：知盱眙军杨抗“私遣监渡官郭贯之等夜渡淮为商，所得金钱，动以万计。”还有一些朝臣官吏借运送岁币、接待金国使臣的机会私自购买来自北方的违禁货品。

就连出使金国的使臣及随行人员也携带铜钱通过盱眙出境，而且拒绝看守边境的士兵对其携带的物品进行检查，并形成了惯例。庆元年间，有人建议“欲自今次遣使重立罪赏，互相觉察，委自使副纠举，不得容情隐庇。如有犯者，不问是何名色人，必行无赦。”从此制定了使节离境搜查制度。

嘉泰元年九月，鉴于有“三节人使及座船兵梢等，或作礼物笼箧，或作随身衣装，所至公然差拨人夫担擎搬运过北界者”的情况，规定“所有铜钱之禁亦责令掌仪专一觉察，如败露，首罪以坐。”

《江苏省通志稿》“司法志”中说，在利益的驱使下，就连许多边防的军兵也参与铜钱走私，他们“递相提防，负钱于前，持挺于后,间有掩捕,公然抢夺,虽死不顾”。

因为宋金的正常贸易经常中断，即使能够交易，货物品种也受到限制，民间走私便成为双方贸易的重要渠道。而货币由购买力低的地区向购买力高的地区流动，是市场规律在起作用，靠人为力量难以禁止。南宋朝廷虽然采取了种种严厉措施，但沿淮走私贸易一直非常兴盛。为了杜绝铜钱外流，南宋朝廷把原先行用铜钱的淮南东路、淮南西路和京西南路、湖北北部地区变为专用铁钱区，这样，包括盱眙在内的两淮地区开始了长达百余年使用铁钱的历史。

■特约撰稿 倪泳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