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迪南德·冯·李希霍芬（1833年—1905年），是近代德国知名的地理学家。他曾担任波恩大学、莱比锡大学和柏林大学的教授，晚年多次荣任德国地理协会会长。李希霍芬在1868年至1872年间对中国进行了七次地质考察，足迹遍布当时18个行省中的13个，对中国的山脉、气候、人口、经济、交通、矿产等进行了深入的探查。回到德国后，李希霍芬总结考察成果，完成了五卷本传世巨著《中国——亲身旅行和据此所作研究的成果》。中国人至今耳熟能详的“丝绸之路”概念便由他在这本著作中首次提出。

清同治八年（1869年）公历3月，李希霍芬获得上海中国西商会的资助，前往山东进行考察。李希霍芬乘坐蒸汽机轮船从上海沿江而行，到达镇江，然后转雇本地的帆船，从镇江对面的扬州进入大运河，一路北上。3月23日，李希霍芬一行坐船从宝应方向进入淮安府境内，夜宿清河县城（清江浦）。3月24日，李希霍芬派人雇了马车代步、手推车转行李，从清江浦到古黄河边，然后渡过因黄河北归山东入海以后而河道干涸的古黄河河道，入住王家营马号。3月25日，李希霍芬一行雇两辆车从王家营沿着官道往西，晚上投宿渔沟镇。3月26日，李希霍芬一行沿着大运河边的简易道路继续向西北进发，进入桃源县（今泗阳县）境内。

由于李希霍芬为地理学家的缘故，其旅行日记显得尤为严谨扎实。他对晚清大运河的真实状况做了极为生动、形象的描述，对运河城市和区域社会风情的观察也更为仔细。从历史学的角度看，李希霍芬的旅行日记中对淮安大运河等区域的记述，为我们现在了解和研究这一历史时期淮安的社会文化提供了难得的一种“他者”“旅行者”的角度，是一份珍贵的历史文本。

该旅行日记记录下晚清淮安南船北马、舍舟登陆的真实情形。清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在铜瓦厢决口，重新由渤海入海，自南宋以来长期夺淮入黄海的黄河下游河道淤塞废弛，大运河水源趋于断绝；再加上轮船海运的兴起和太平天国、捻军和清军在淮河流域十余年拉锯战的影响，南北漕运废弛，淮安段古黄河、运河水道失修，淮安运河枢纽地位已经摇摇欲坠，大运河全程已经无法通航。因此，李希霍芬从扬州沿着运河坐船到了淮安，便从王家营（今淮安市淮阴区王家营）雇马车继续北上。根据咸丰《清河县志》《王家营志》等志书记载，清代为维持漕运和避开黄运风涛，由南往北的行旅往往在清江浦舍舟登陆，再渡过黄河，由王家营乘坐车马沿着陆路驿道北上，即所谓“南船北马”“水陆冲要”。据《王家营志·序》记载，王家营“益居水陆冲要，南船北马，自清江浦渡黄河，车行达北平，俗称十八站，东南江浙朝会计偕，舍出王营无他道，媲于襄樊，未或让也。”到了黄河改道后，“南船北马”的换乘特色更加明显。所以，李希霍芬依然选择在清江浦舍舟登陆，从王家营车行北上山东，亲身见证了这条“南船北马”的经典交通线，留下了晚清往返淮安的行旅如何南船北马、舍舟登陆的详实记录。

该旅行日记记录下晚清淮安城镇凋敝、民生渐息的历史面貌。明清时期，境内黄、淮、运在此交汇，再加上东邻两淮盐场，淮安曾是运河沿岸重要的漕运枢纽、商业都会和盐运要冲。淮安府城和清江浦等市镇的繁华景象曾经让明清时期到访淮安的诸多西方人惊叹。但是，随着晚清整体性的国运衰颓、民生凋敝和社会动荡，以及淮安一地河道治理、漕运管理、漕粮储运、淮盐集散等一系列城市功能的丧失，晚清淮安舟船罕至，富庶逃难，战乱频仍，城市景观不复往日，城乡生活困苦不堪，令李希霍芬这样晚清旅淮的外国人印象深刻。对于宏伟的淮安府城，李希霍芬直言：“这是一个看起来并不像府的地方。在运河上就能看到城外的房屋，多是泥巴垒的。这里的人也穿得很破烂，和我们一路看到的没什么两样。”清江浦于永乐十三年（1415年）开埠，明清时期是京杭大运河沿线享有盛誉的繁荣的交通枢纽、漕粮储地和商业城市，但李希霍芬到清江浦时看到的已经是一座衰落的城市。他准确提到了清同治四年（1865年）清江浦修筑的城墙和土圩（泥墙）双重城垣，“外城建有一道泥墙，内城则是砖墙围绕。”李希霍芬对清江浦城内的观感，带有强烈的嘲讽，但也不无当时的历史真实：“城里的店铺里都是些不值钱的华丽玩意儿，城外则像匈牙利的小城一样又脏又穷。只是这里的街道至少在中间铺了长长的石板，虽然比匈牙利的街道窄点儿。”李希霍芬住宿在王家营，对此地印象颇深。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清河县城由清口迁至清江浦，同时改设马号于王家营。对于这座驿站，李希霍芬在日记中有着生动的描写。他看到马号掌柜是满洲人，“客店、街道、推车和拉车的牲口都颇具北方特点。而且这里的方言也是北方特色。”由于交通的变迁，经过王家营前往南北方的客人已经不多了，原来规模很大的马号显得空旷，因此李希霍芬就正话反说：“光是看看我住的这家大客店就知道它曾经有过的繁华光景，就现在这种入住率来说，客店建得太大太豪华了。”

该旅行日记记录下晚清淮安挣扎谋生、崇文重教的风土人情。作为第一次游历中国的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来华之前对中国历史与人文的了解，与欧洲各国访华使团的外交官员和对汉学抱着浓厚兴趣的欧洲文学者和传教士不可同日而语。甚至在开始大运河北上之旅之前，他对上海租界里的外国人对于“在最大的运河边修一条路，用马来拖着船前行”的想法，都“一点儿也不为这种滑稽的空想感到意外。”在淮安大运河的游历文字中，他也抱怨一些底层苦力频繁地索要赏钱，这些描写反映出漕运废弛和城市功能下降后的历史真实。不过，淮安也给李希霍芬留下了许多好的印象。如在王家营的一所私塾，李希霍芬看到的是高大且沉静、带着自豪的教书先生以及聪明、充满好奇而生气勃勃的学童。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正是崇文重教的传统代代相传，才能让淮安、让大运河重新焕发勃勃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