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统一战线发挥了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作用。邓颖超作为中国妇女运动的杰出代表，通过开展妇女运动，积极推动统一战线工作的发展，她坚定的信念、卓越的才干和超凡的魅力，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的良好形象，赢得了广泛的信任，为党的统一战线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

在大革命洪流中 联合和组织各界妇女投身国民革命

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第一次国共合作为标志的大革命风起云涌，邓颖超通过联合和组织各界妇女投身国民革命，积极参与到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中。她借助国共两党的双重身份，以妇女运动为载体，以东征、北伐为契机，广泛延伸统战工作触角，积极争取和团结以各阶层妇女为代表的社会进步力量，努力推动反帝反封建国民革命的深入发展。她强烈地意识到：“妇女运动与统一战线是分不开的。”①妇女是统一战线的重要生力军，“妇女问题是中国国民革命之一部分工作”，②自己以女性的独特优势，可以在这一崭新舞台上大有作为。

1924年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尽管邓颖超“当时对国民党不满意，认为它很散漫，又不革命，不愿意加入国民党”，但后来她还是服从党组织决定，“参加国民党顺直省党部工作，担任妇女部长”。年底，孙中山从广州北上，准备召开国民会议。路过天津时，邓颖超“也到码头去欢迎”。③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被病魔夺去生命，她在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成立的治丧委员会担任候补委员，并参与接待、守灵和送葬。“五卅惨案”的爆发，推动反帝爱国运动的兴起。邓颖超积极投入到各界联合会的具体筹备工作中，参加起草章程、宣言、通电，在成立大会上作为主席团五主席之一做宣讲报告，控诉英、日帝国主义暴行，代表全市人民提出五项正义要求。会后，她率领游行队伍开展向省公署的请愿活动，并号召开展抵制英日货物的斗争。

7月邓颖超奉调南下，取道上海，前往当时的政治中心广州，迎接新的斗争和生活。在上海，邓颖超应邀参加上海各界妇女联合会召开的第十次代表会议，并发表演讲，强调要把妇女解放运动当成民族解放运动的一部分。1925年8月8日她与周恩来在广州结婚。新婚燕尔，邓颖超就以中共广东区委妇女部部长和广东国民党省党部妇女部秘书身份，投入到广州的妇女运动之中。她每天前往广东国民党省党部妇女部协助部长何香凝工作，帮助制订工作计划，负责起草报告、处理来往电文、接待来访、主持会议，有时还代表何香凝出席有关会议。

11月中旬，第二次东征胜利结束，周恩来被国民政府任命为东江各属行政委员，负责惠、潮、梅、海陆丰25个县的行政工作。11月20日，邓颖超以广东国民党省党部潮梅特派员的身份来到潮汕地区，领导该地区的妇女运动。邓颖超成立了国民党汕头市党部妇女运动委员会，指导妇女工作。11月22日，参加汕头妇女联欢会，她作了题为《今后的妇女运动和对汕头妇女界的希望》的报告，着重分析了中国妇女运动发生的原因，介绍了中国妇女运动发展的概况，并在总结妇女运动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明确指出：“今后妇女运动的基础，自不应建筑在几个人身上，而要包含广阔的加到工农妇女身上。”④强调广泛联合的重要性。12月，广东省妇女解放协会潮汕分会宣告成立，邓颖超被推举为会长。她还十分重视通过行政、立法手段来维护妇女儿童权益。东江行政公署成立不久，她主持召开了国民党汕头市党部妇女运动委员会第九次大会，拟定提交了东江行政公署会议保障妇女儿童权益提案，并及时得到通过与实施。邓颖超虽然在潮汕地区仅工作了几个月时间，但她极大地推动了潮汕地区妇女运动的蓬勃发展，发动、组织广大妇女积极投入到国民革命和妇女运动的洪流中。

邓颖超在领导潮汕地区妇女运动的同时，还经常回广州参与一些全省性的重大活动。1925年12月5日，她回广州参加广东妇女解放协会第二次改选大会，并当选为广东妇女解放协会出版委员会委员。1926年1月，邓颖超在国民党中央妇女部和广东省党部合办的刊物《妇女之声》上发表了题为《民国十四年的广东妇女运动》一文，总结一年来广东妇女运动的经验与成绩，着重强调了今后的任务和努力方向。1926年1月，在国民党全国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邓颖超以她在广东地区卓越的工作业绩和共产党员的身份，当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1月22日，何香凝再次被推选为国民党中央妇女部部长，兼管广东妇运工作，邓颖超作为中央党部妇女部秘书，继续协助何香凝组织了大量活动，大力发动妇女支持北伐战争。

1926年“三八”国际妇女节后，邓颖超随周恩来一同调回广州。回广州后，邓颖超被何香凝委以重任，开始着手筹划统一广东省妇女运动和妇女组织的工作。经过几个月的紧张工作，1926年8月，广东妇女联合会正式成立，邓颖超为此付出了极大心血。为了加强妇女干部的培养和训练，国民党中央妇女部在广州创办妇女运动讲习所，9月15日开学时，邓颖超向首期学员讲述了中国妇女运动。她还从广东妇女运动发展的需要出发，建议国民党广东省党部与中山大学特别党部合办了妇女运动人员训练班讲习所，邓颖超担任讲习所所长。邓颖超卓有成效的工作得到人们的高度赞誉。宋庆龄在《中国妇女争取自由的斗争》一文中写道，邓颖超“是1925年到1927年时期一位活跃的领袖”。

在全民族抗战中 为坚持抗战、团结、进步不懈努力

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把中国革命推向了低谷。邓颖超与无数中国共产党人一道患难与共，经受白色恐怖的严峻考验。她辗转上海、武汉，积极有效地开展地下妇女工作；冲破重重艰难险阻，远赴苏联莫斯科列席党的六大；穿越国民党的防线进入中央苏区，开始新的生活和战斗；历经千辛万苦，完成艰苦卓绝的万里长征。1937年7月，全民族抗战开始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随之建立。邓颖超踏上了抗日救亡之路，穿梭于武汉、重庆、延安以及香港、广州之间，奔波于各界抗日救亡组织和妇女团体之中，为团结抗战鼓与呼，为扩大抗日统一战线竭智尽力。新的时期，她清楚地看到，“今后妇女运动的总方针，仍是要坚持统一战线原则，组织广大的妇女到抗战建国中来”。对于开展统一战线的工作方法和策略，邓颖超做了深入思考，鲜明地提出“要在共同之点上组织不同的人群”，“善于争取中立分子、同情分子，孤立顽固分子”，“在政治上、工作上坚持我们的原则”，“而在人事方面，应酬方面，我们不妨让步”。⑤她的这些精辟思想，在统一战线工作的实践中得到了广泛传播和有效贯彻。

1937年12月，邓颖超随中共代表团来到国民政府临时首都武汉，在国统区开展妇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她利用各种机会发表谈话、演说和文章，宣传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接受《战事妇女》记者采访，在《妇女生活》《新华日报》《反攻》等报刊上发表《对于现阶段妇女运动的意见》《反对日寇侵略与中国妇女》以及《给献流亡关内的东北同胞》⑥等文章，唤起民众，号召各界妇女团结在统一战线下的旗帜下，投身抗日救亡运动。邓颖超还主动与当时聚集在武汉的妇女界知名人士史良、刘清扬、李德全等保持密切联系，建立良好友谊，借助进步妇女力量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扩大与巩固。随着战火的蔓延，战区难童数量日趋增多。在邓颖超的领导和推动下，武汉开展了战时儿童保育会发起人签名运动，社会各界、各党派人士积极响应。为获得国民政府的支持，邓颖超通过史良等人的关系，邀请宋美龄出面主持保育会工作。1938年3月，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在武汉成立，邓颖超和宋美龄等出席了成立大会，邓颖超被推选为理事会常务理事。邓颖超全力推动促成并参与领导的战时儿童保育会，团结了各方面的妇女力量，是第二次国共合作后最早成立的抗日统一战线团体。

1938年初夏，宋美龄以个人名义函请全国各地、各党派妇女领袖和女界知名人士，在庐山举行战时妇女工作座谈会。邓颖超以陕甘宁边区各界妇女救国会驻武汉代表团团长身份应邀出席。她在会上作《关于陕甘宁边区妇女运动概况》的报告，详细介绍了边区妇女发展生产、支援抗战，巩固根据地，为全国抗日战争作贡献的情况。邓颖超还向大会递交了一份中国共产党关于战时妇女工作的意见书，阐明我党建立妇女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会上，宋美龄提出，要以新生活运动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作为全国性妇女组织。针对分歧意见，邓颖超在发言时，态度鲜明、入情入理，保持高度的原则性与灵活性，既顾全了抗战大局，又照顾到各界妇女和妇女团体的权益，获得了普遍赞同。最终对妇女指导委员会进行了充实和改组，将其扩大为全国性的动员领导妇女参加抗战建国的总机构，邓颖超担任指导委员会委员。她巧妙地利用这一公开合法组织，引导进步力量在改组后的机构中发挥积极作用，使之成为我党在国统区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一个重要阵地。

1938年7月，国民政府成立战时民意机构国民参政会。邓颖超和毛泽东、王明、博古、林伯渠、吴玉章被选为中共方面的参政员。她是中共代表中的唯一女性，备受各界瞩目。她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参政会内外积极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广交朋友开展统战工作。7月2日，邓颖超在《新华日报》发表轰动一时的《论女参政员的责任》一文，强调了女参政员的双重责任和特殊使命。7月4日，她与在汉口的女参政员一起举行各界妇女谈话会。邓颖超在会上发表讲话，重申女参政员的责任和义务，表示要将代表的提案整理好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7月6日，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召开。邓颖超利用这一合法讲台发表精辟的演说，控诉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对中国妇女的罪行，提出发动妇女参加抗战的建议。她还与其他女参政员一起向大会提出为纪念“七七”抗战一周年各参政员一律献金的临时动议，得到大会认可。国民政府采纳了各方意见，在武汉三镇分别设立献金台，开展“献金周”活动，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周恩来、邓颖超及中共国民参政会的六位参政员将自己的月薪全部捐出。

1938年8月，受长江局委托，邓颖超远赴香港。她拜会了宋庆龄、何香凝和香港各界朋友。她向宋庆龄、何香凝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介绍了八路军在抗日前线浴血奋战的情况，征询和倾听她们对团结抗战的意见和建议。在香港，在何香凝的陪同下，邓颖超来到中国妇女慰劳将士后援会香港分会，与各界妇女朋友座谈，向她们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战主张和八路军的战绩，还参加了她们组织的义卖活动。邓颖超的香港之行，使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在香港各界妇女朋友中得到了传播，扩大了中国妇女界统一战线的阵容，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结束香港的工作之后，邓颖超约请宋庆龄一起前往广州。在广州，她以国民参政员的身份，会见各界代表，慰问伤员、女警察等。在宋庆龄的帮助下，邓颖超还约见了国民党上层人士的夫人，向她们宣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希望她们团结各界妇女共同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在宋庆龄和邓颖超多方奔走推动下，1938年9月19日，广东妇女团体抗敌工作协会正式成立，成为华南妇女运动的统一机构。邓颖超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她的讲话深入到每个为抗战救国而奋斗的妇女心中，给羊城人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1939年1月，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正式成立，邓颖超担任妇女委员会书记，负责妇女运动委员会兼统战工作委员会妇女组工作。在此期间，她尽可能利用公开、合法的身份开展统战工作，进行必要的斗争。邓颖超依靠新生活运动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的相关组织，在史良、刘清扬等人的支持下，向各界妇女介绍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组织短训班，培训妇女青年干部队伍。同时，以陕甘宁边区各界妇女救国联合会驻渝代表团团长的名义，利用各种机会在重庆公开活动，及时把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对妇女工作的意见传达给各个妇女团体，同各界妇女建立广泛的联系。她借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的机会，积极策划组织大规模的活动。3月8日，重庆各界妇女代表五千多人参加纪念大会。邓颖超代表陕甘宁边区各界妇女讲话，她指出：“只有把各阶层的妇女组织到抗战中，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和民族的解放。”⑦邓颖超还连续为《新华日报》撰写《纪念“三八”节，开展妇女运动》等文章，总结妇女运动经验，为今后的妇女工作指明方向。

1941年1月，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后，党中央十分关心南方局重要成员的安全，拍来紧急电报，要“恩来、剑英、必武、颖超等重要干部于最短期间离渝”。周恩来断然表示：“我要坚持到最后。”邓颖超也毫不犹豫地说，将“坚持到最后”。随即，她根据南方局的部署，不顾个人安危，着手做好妇女干部、进步人士的转移、撤离工作，避免发生更多损失。同时，与周恩来并肩作战，利用第二届国民大会即将召开之机，与国民党顽固派展开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与董必武一起以国民大会参政员的身份，适时送交公函，提出皖南事变善后办法等合理主张，以“能蒙政府采纳，并得明白保证”⑧作为参会条件。在此期间，频繁地和一些民主党派和中间派人士会面，向他们说明中国共产党拒绝参加这届国民参政会的原因，取得他们的谅解。在斗争一线，邓颖超勇敢机智，非凡的政治才华和沉着坚定的革命家品质得到了充分展示。这场较量，使国民党方面受到了完全孤立，蒋介石“遭遇到真正的劲敌与攻不开的堡垒”。邓颖超在抗日救亡中勇立潮头的出色表现，受到广泛瞩目，被当时的舆论界称之为“中国妇女运动的急先锋”。⑨

在争取民主和平进程中 受到各界人士的信赖和尊敬

抗战胜利后，邓颖超随周恩来坚守在国统区，置身统一战线的第一线，从重庆到南京、上海，为争取和平团结、为赢得人心，在民主协商的交锋中、在争取合法权益的斗争中、在支持和平民主的运动中以及在新政协的筹备中，殚精竭虑，借用各种阵地主动发声，伸张正义，揭示真相，与国民党独裁统治展开有理有节的斗争，并坚定地承诺“为了中国的独立、和平、民主、统一的事业”，要“加倍努力”。⑩

1945年10月10日《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签订后，蒋介石被迫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邓颖超被确定为中共七个代表之一，参与协商民主建国大事。邓颖超不仅是共产党的唯一女代表，也是整个政协会议38名代表中的唯一女性。她的出现格外引人注目，特别受到妇女界和新闻界的重视。除了参加代表团的集体活动，她还应邀参加了中国妇女联谊会、民盟中央妇女委员会等组织举办的座谈会，呼吁被压迫妇女站起来，为争取妇女权利和建设民主国家而奋斗。为迎接政协女代表邓颖超的到来，中国妇女联谊会在重庆张家花园举行同乐晚会。晚会上，邓颖超发表了演讲，强调“立即停止内战，实现和平，结束一党专政，实现民主建国”。1946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国民政府礼堂开幕。邓颖超在会上作了《对国民大会的意见》的报告，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国民大会的原则立场。针对选举国民大会代表等焦点问题，邓颖超坚持原则立场，据理力争，对国民党的无理要求予以有力的驳斥。会议期间，她为坚持中共提出的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做出了不懈努力。

在1946年“三八”节即将到来之际，邓颖超利用重庆现代妇女杂志社邀请她作报告的机会，提出各党派、各团体的妇女联合纪念“三八”节的倡议，得到了积极响应。2月11日，重庆28个妇女团体组成筹备委员会。由于国民党顽固分子的极力破坏和阻挠，中共候选人没被选进大会主席团。邓颖超没有计较虚名，顾全大局，争得在大会发言的机会，使筹委会顺利通过了大会宣传提纲和口号。3月8日，重庆市各界妇女、国际友人数千人举行纪念“三八”节大会，邓颖超代表陕甘宁边区妇联致词，号召全国妇女团结起来，为不折不扣贯彻政协协议、争取妇女权利而斗争。在此过程中，邓颖超的政治家风度，赢得了广大妇女代表的钦佩，在妇女界的威望与日俱增。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宣布还都南京。1946年5月3日，邓颖超随周恩来抵达南京，住进梅园新村，这里对外称中共代表团南京办事处，对内称中共中央南京局，统一领导谈判斗争、统一战线和党的秘密工作。5月和7月，邓颖超先后收到国际妇女联合会和“国际妇女会议”赴法、赴美参加会议的邀请，但都遭到了南京政府的刁难和阻挠，未能成行。利用这个机会，邓颖超与国民党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揭穿国民党压制民主、实行独裁统治的阴谋。6月11日，邓颖超在梅园新村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向中外记者揭露国民党无理刁难的阴暗内幕。同时，致电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和会议主席，揭露“中国人民无自由，政府不民主”的真相。9月1日，邓颖超在南京发表《告全国妇女同胞书》，号召国统区广大妇女和解放区数千万姊妹一起，向即将召开的国际妇女会议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9月4日，邓颖超在上海马思南路107号招待中外记者，介绍国际妇女会议的相关情况和国民党政府无理阻挠她赴会的情况，以及向中国妇女征求意见的六条提纲。全国各地妇女热烈响应邓颖超征求意见的号召，不到一个月就收到两千多封信。邓颖超将各地妇女的意见汇集在一起寄给大会，委托已在美国的冯玉祥将军夫人李德全代表她在会上发言，受到各国妇女的欢迎和支持。邓颖超争取赴法、赴美参加国际妇女会议的斗争历时半年。她领导妇女界进行的这场争和平、争民主的斗争，在广大妇女中播下了反独裁、要民主的种子，在国内外妇女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国民党挑起内战，国内烽烟四起的时候，国统区反内战、争和平的民主运动也随之爆发。邓颖超密切关注事态的变化，在纷乱的局势中协助周恩来尽力为民主进步力量提供援助和支持。1946年6月23日，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组成赴南京和平请愿团。在南京下关车站，请愿团遭到国民党特务的围攻和毒打。马叙伦、雷洁琼等代表被打成重伤。邓颖超与周恩来闻讯立即赶往医院慰问，给身处危险中的代表以有力的支持。邓颖超还给受伤代表送去了食物和衣物。7月11日和15日，因开展反内战、反暴行示威宣传，著名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先后在昆明惨遭国民党特务杀害。敌人的暴行引起周恩来、邓颖超的无比愤慨，他们以代表团的名义向蒋介石提交了抗议书，谴责暴行，发出誓言。在追悼会上，邓颖超勇敢地登上讲台，宣读周恩来写的悼词，誓言：“心不死，志不绝，和平可期，民主有望，杀人者必遭覆灭。”

在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国胜利之际，中共中央决定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宋庆龄作为德高望重的“国母”，作为与中国共产党长期合作、休戚与共的密友，北上参加新政协会议具有深远影响。中共中央对宋庆龄十分敬重，诚挚邀请她来北平共商建国大计。在这个关键的时刻，邓颖超担当特殊使命，接受委托持毛泽东、周恩来的亲笔信，前往上海迎请宋庆龄北上。邓颖超到上海后，先让同行的何香凝女儿廖梦醒前去看望宋庆龄，将中共中央邀请宋庆龄北上的意见转告给她。北平是孙中山逝世的地方，是宋庆龄的伤心之地，是她不愿去的地方。经过两天的深思，宋庆龄邀请邓颖超来到寓所。邓颖超向宋庆龄介绍了新政协的情况，表达了中共中央盼望宋庆龄先生北上的真诚意愿，并转交了毛泽东、周恩来的亲笔信。凭借邓颖超与宋庆龄20多年相交相知的个人情感，在推心置腹的恳谈后，宋庆龄终于同意前往北平。8月底，宋庆龄在邓颖超的陪同下从上海出发，9月1日到达北平。邓颖超不辱使命，圆满完成了这一光荣而不同寻常的特殊任务，为续写新中国统一战线新篇章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著名的社会活动家，邓颖超是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她为党的统一战线和政治协商作出的重要贡献，值得我们永远学习。（作者为淮安市周恩来邓颖超研究会副会长，研究馆员。）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颖超文集》，人民出版社1994年1月第1版第11页。

②周恩来邓颖超研究中心等：《邓颖超画传》，辽宁人民出版社2014年1月版第63页。

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我们的邓大姐》，重庆出版社2004年2月第1版第101页。

④周恩来邓颖超研究中心等：《邓颖超画传》，辽宁人民出版社2014年1月版第63页。

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颖超文集》，人民出版社1994年1月第1版第12页。

⑥白水：《周恩来与邓颖超》，中国青年出版社2014年1月版第106、132页。

⑦周恩来邓颖超研究中心等：《邓颖超画传》，辽宁人民出版社2014年1月版第117页。

⑧金凤：《邓颖超传》，人民出版社1993年3月第1版第314、321、322页。

⑨白水：《周恩来与邓颖超》，中国青年出版社2014年1月版第95页。

⑩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颖超文集》，人民出版社1994年1月第1版第49页。

周恩来邓颖超研究中心等：《邓颖超画传》，辽宁人民出版社2014年1月版第144页。

周恩来邓颖超研究中心等：《邓颖超画传》，辽宁人民出版社2014年1月版第144页。

周恩来邓颖超研究中心等：《邓颖超画传》，辽宁人民出版社2014年1月版第161页。

（作者：张谨；来源：淮安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