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士魁（1791年—1866年），祖籍苏州，1791年4月5日出生在淮安新城东门文昌祠附近一个文人士大夫家庭。字映斗，号紫峰，邑廪生；清道光辛巳（1821年）恩科举人，道光九年（1829年）己丑科二甲进士，道光十二年（1832年）闰九月奉文以知县补用，初为代成都府办科试提调事。

道光十三年（1833年）补官，高士魁任职丹棱县知县；后敕授文林郎，升任蓬州知州；配丁恭人即清河籍澳门同知丁如玉之女，也是明嘉靖己未科状元丁士美的第八代孙女。丁氏敕封孺人、诰封宜人、晋封恭人。俩人育有长子高延恩、次子高延第及一女。

道光十四年（1834年），高士魁在四川丹棱知县任上捐建孤贫院三间，每年支领口粮，给发孤贫。他重文兴学，重视教育，扶掖人才，属于古之循良之吏。他政尚文治，抚字劝课，为官实心任事，关心民间疾苦，深受好评。

清道光十五年（1835年），高士魁带头捐资，整修丹棱县文庙；道光十六年（1836年）又移建魁星阁。在此期间，他还“培植文教，严试月课，奖优饬劣，一时俊髦，蒸蒸日上”。

高士魁到任丹棱后，得知当地李昶元颖异聪慧，便十分赏识，召至门下，专心培养。同时，在政务之余，高士魁还亲临学宫“课书院诸生”。在此期间，县中司事者建言，旧县志乘，体例未当，且年代久远，应该修葺。但是，高士魁认为丹棱贫瘠，连年输送金从公，函应休息，且年久事增，采辑史料，又非一朝一夕就能办妥，主张以后再说。

道光十八年（1838年），高士魁因公务去京城，往返近一年之久，回县后又代理主持简州政务两年。在代理主持简州政务结束后，高士魁又离开丹棱，调任他职，直到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又复任丹棱。

高士魁复任丹棱后，闲暇之余，着手采辑资料整理编撰丹棱县志。在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丹棱县志已基本完成。故在当年春天，高士魁作《续修丹棱县志序》。

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高士魁又接调令，将赴任蓬州知州，却因故未成行。于是，高士魁再次对丹棱县志书稿进行校定，又作《重修丹棱县志叙》，云：“体例准诸明康德涵《武功志》，事迹则以邑人彭司马遵泗原书为蓝本。彭《志》所未备，以旧志补之。州志，省志所未备，以耳闻目见补之；见闻的未备，以厥焉，以待邑人士随时补之。冬月，书即成。”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江西丰城监生毛震寿接替高士魁任丹棱县令，高士魁奉文调任蓬州知州。当时，高士魁并未将志稿移交给继任者江西人毛震寿，而是将书稿一直带在身边，随时增补。空闲时间，高士魁在蜀中为同乡丁晏抄得淮安陈云贞寄外书并附诗，寄给丁晏。丁晏根据高士魁所抄，录入著作《山阳诗征》中。

咸丰元年（1851年）冬，高士魁谢病归淮时，将丹棱县志稿带回了江苏淮安。咸丰五年（1855年），高士魁将丹棱县志稿交与在淮安府城西长街的邻居丁晏。丁晏为他的丹棱县志稿作跋文一篇，跋文附在道光版《丹棱县志》后。

咸丰八年（1858年）二月，已年近古稀的高士魁接受了淮安漕运总督邵灿的邀请。邵灿以育婴堂、义学诸务不振，属士魁与何锦二人总司其事。经高士魁清理积弊，更订新章程，始复旧观。

高士魁后来又在淮安府的奎文书院任主讲席，教授生徒，谆谆以治经学为重。晚清淮安著名饱学之士徐嘉与段朝端都是其入门弟子，二人也常登门问学，并得其衣钵。徐嘉在他的著作《宾华丛笔》中描述：“师以奖进人才为己任，扶植善类，煦如阳春，士林咸乐归之。”高士魁的《虚静斋诗稿》一卷，风度冲旷，不事矫饰；其《南城芦苇歌》俯仰今昔，论者比于顾亭林《淮东诗》、吴梅村《临淮老妓行》。段朝端在《椿花阁文存<明诗钞>书衣题记》中云：“师无书不读，学术纯粹，无意为诗，而甄录最黟。”

同治三年（1864年），高士魁延聘淮安著名学者王琛到自家淮安府城西长街宅邸做塾师，教授自己的长孙高余仲。王琛是候选教谕，一生以教书为生，并潜心研究骈俪之文，精通汉隶，究心金石和文物鉴别。王琛著作《玭珠赋钞》的搜集与选编，始于同治三年（1864年）。应聘至高士魁家做塾师之时，王琛在高士魁的授意与大力支持下，利用在教授高余仲的间隙将《玭珠赋钞》完成。而高余仲也比较顺利地通过山阳县学、淮安府学考试，进入廪膳生行列，取得参加选拔贡生与乡试的资格。清河籍著名学者王锡祺在他的著作《山阳诗征续编》里这样评价高余仲：“余仲为子上（子上即光绪《淮安府志》总纂高延第）先生长嗣，恂恂儒雅，能继先志。”

同治五年（1866年）十月二十八日，高士魁在淮安府城西长街宅邸病卒，终年七十六岁。段朝端在他的著作《跰鲜余话》里记载：“王琛挽联云：‘政媲汉文翁，宦辙廿年，为蜀人修起学校；齿符徐节孝，名山一席，以进士教授里门。’”后弟子追思其教泽，于淮安奎文书院西偏设龛供奉，曰高公祠。王琛书写“品高学粹”匾额悬于高公祠门楣之上。每岁四月五日，为高士魁诞辰，弟子行礼，延至数十年。师生情，感人至深。